论自然保护，走在绿色与灰色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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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起，每年的5月22日被联合国大会定为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生物多样性对稳定气候和恢复土壤起着重要作用
是人类生命支柱之一
保护自然“本底”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建立自然保护区
中国众多自然保护区的存在
为我们保留住了珍贵的生态系统
让我们有机会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但若说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欣欣向荣
恐怕还是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2005年春天，多次沙尘暴接连抵达北京，就在这个满城皆戴“黄金甲”的时节，我正流连忘返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自然保护区内，在云雾蒸腾、绿意盎然、山花烂漫、溪水潺潺、鸟鸣不绝之间，寻觅着黔金丝猴的踪影。当在春日的迷雾之中，远远地看到几只毛色稍带金黄的黔金丝猴在数公里外的大树顶端享受着鲜花和嫩叶的美餐时，接连数日的疲劳奔波和苦苦等待的烦躁一扫而光。
那是我的第一次自然保护区之旅，从那之后至今，我先后去过数十个国内的自然保护区，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今生的归属和梦想——希望自己的余生能够在自然的怀抱中寻觅感动的瞬间，获得思想的澄净，同时将保护自然的观念和意识散播给更多的人。
这时，正有无数的人正在为保护国内残存的自然原本的风貌，而奔走呼喊和不知疲倦地实践着，他们之中有官员，有摄影师，有研究人员，有学生，有当地的百姓，有来自国内外的NGO（非政府组织）。
贵州省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游览区”里的“小七孔鸳鸯湖”，清碧的湖水藏在喀斯特丛林中。摄影／李贵云
1872年，美国率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1956年，中国诞生了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此后，以自然保护区为标志和载体的绿色文明与灰色的工业文明，一直在中国各个领域进行着较量。
大炼钢铁，催生了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2012年4月，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北京大学等多位专家联名向国务院发出公开信：鉴于小南海水电站建设后的生态忧虑，呼吁紧急叫停重庆小南海水电站（前期）工程。专家们在公开信中指出：拟建小南海水电站的单位千瓦装机投资将达到16000元，是金沙江下游三座梯级电站平均投资的3.6倍多。
但是，其设计的年平均发电量，仅仅是与其相邻的金沙江下游四个梯级和三峡水电站年平均发电量的3.46%。而这样一座水电站的建成，却会让长江合江—雷波段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残存的数十种珍稀鱼类遭受覆盆之灾。
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此之前，众多科研人员和NGO已经为小南海叫停奔走了4年多，但是却丝毫没有阻碍这项工程上马的步伐。这个小小的水电站会成为压垮长江鱼类生态系统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但国内众多的公众、甚至本地人却丝毫感觉不到这种紧张局势。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为珍稀鱼类设立的保护区的存在，哪怕是居住在这段大江两岸的当地人。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当自然的珍宝面临着严峻的威胁时，总会有少数的“不同意见者”涌现出来，去为之奔走呼喊，去为之而奋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然保护区的成立，也是在岌岌可危的开发困境下，由少数的“不同意见者”临危提议才最终成立的。
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田还湖，中国人在自然面前采取了退后的姿态，这一退，实为进，代表着中国的自然保护观念向前的一个飞跃。图为长江中下游退田还湖后的景象。
回首1956年，当时国内“大跃进”模式已露端倪，“大炼钢铁”亦蓄势待发。在全民为“超英赶美”而摩拳擦掌的躁动气氛中，一些“不同意见者”也感到了不安。
秉志、钱崇树、杨惟义、秦仁昌、陈焕镛等科学家，利用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在广东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案将肇庆市的鼎湖山设为自然保护区并获得通过。
随后，中国科学院与广东省委，在广东鼎湖山林场内划定1.7万亩，建立保护区。当年6月23日，《南方日报》登载了一条启事：“本省高要县鼎湖山，作为一个自然保护区，今后严禁在本区内砍伐、狩猎、吸烟、烧火等事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宣告成立。
天气再恶劣，保护区管理局巡护人员的巡护监测也不能中断，巡护员的职责是调查物种分布、监测保护区的火灾隐患和偷猎情况。科学家们进入保护区核心区考察，也是巡护人员带路的。摄影／陈旭
“先圈起来再说”
保护区数量多了，面积大了，但质量难如人意。国家和省里的确投入不少，但平均下来就捉襟见肘。国内保护区虽然不少，但真正能拿得出手的寥寥无几。
1997年11月24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环保总局、国家计委印发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1996—2010年）》，在规划目标这一条中，自然保护区建设总目标是“建立一个类型齐全、分布合理、面积适宜、建设和管理科学、效益良好的全国自然保护区网络”。发展规划还确立了近期、中期两个阶段性目标，每个阶段目标的内容很雷同，其中中期目标是：
“2001—2010年：自然保护区总数达1200个左右（其中国家级160—170个），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10%，加上风景名胜区，合计约占国土面积的12%；形成完整的自然保护区法规体系，90%左右自然保护区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70%以上的自然保护区具有较完善的保护和管理设施。”
在这个目标中，能看到的只有数量化、物化的目标，但是对于自然保护区的质量并没有确立相应的目标。
问题随之产生：既然无法保证质量，仍大刀阔斧，是否有“盲目”之嫌？
对这一问题，广东省的林业局领导在广东省自然保护区发展5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的策略是，先圈起来再说。现在环境破坏的速度一日千里，我们感觉是在和时间赛跑。圈起来，至少就不会被破坏掉，等以后条件具备了，再提高质量。”话语中，智慧中透着无奈。
“九龙治水”，部门利益是自然保护“拦路虎”
在我国，自然保护区是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如果只是简单地从其定义上来讲，衡量一个自然保护区管理质量的标准应该只有两个，那就是保护对象和所处环境的保护质量如何。但事实并非那么简单。
白鳍豚，这个被誉为“长江女神”的动物，曾经是中国高调宣传的、全球独有的动物保护物种。但是随着环境质量持续下降，食物减少，人类生产生活的高强度、高频率干扰，2007年，白鳍豚正式宣告功能性灭绝。
江豚在暴风雨前会频繁跳出水面“拜风”——暴风雨前气压较低，它需要朝着风向透气。看到江豚拜风，渔民们就不会出江。而江豚吃鱼，江豚聚集之地鱼一定也多，渔民会跟着它们打鱼。所以江豚被当地人尊为“河神”。
白鳍豚被宣告功能性灭绝后，江豚成为长江中唯一的哺乳动物。
1989年公布的保护动物名录上，江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新的名录还未公布，据专家透露，江豚已晋升为一级保护动物，被誉为“河神”的江豚，正在取代白鳍豚，走在晋级到长江最濒危动物的光荣的“首席位置”。而这种晋级，很可能也只是走走形式的过场，对于江豚的保护，几乎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促进和实施。
目前，长江流域江豚仅存一千余头，且以每年6%以上的速度急剧下降，专家预测15年后江豚将可能灭绝。2012年初，湖南省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出示的一份江豚死亡情况记录显示，3月3日至4月15日之间，共有12头江豚死亡；而在这份数据公布之后，在网络上，几乎隔几天都会爆出新的死亡江豚被发现的消息。
如果说自然界的生灭是定律的话，那么人类在地球上的繁衍也许就是某些物种即将灭绝的信号。2012年江豚之死，像是长江发出的一声长叹。摄影／曹诚平
江豚密集死亡事件发生后，人们开始寻求江豚的死因。
据当地保护江豚的组织以及当地渔民的观察和检测表明：
有的江豚死于过往船只的螺旋桨；有的死于肝脏病变，可能是因为受到污染或吃了不洁的鱼；有的肺上有血点，可能是被非法的电捕鱼击晕后呛死；有些江豚尸体被解剖后，发现是被饿死的。
可见，造成江豚快速走向消亡的原因，已非单一的原因，而是长江流域整体生态恶化的结果。
据2007年、2009年由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撰写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显示：1954年长江渔业资源捕捞量超过40万吨，2009年只有10万吨。以洄游性鱼类为主的长江下游，上世纪70年代鱼类为230种，2007年仅剩三分之一。江豚是食物链金字塔顶端的明星，塔基衰退，明星终将暗淡。
目前全国共有3个国家级、2个省级和2个市级豚类自然保护区。但是随着江豚重蹈白鳍豚覆辙，我们可以悲观地预见：当年那些因白鳍豚灭绝而名存实亡的保护区，很可能也会因江豚的最终灭绝，也成为名存实亡的豚类保护区，最终会成为其他名称的保护区，甚至最终不再拥有任何保护区的头衔。
而这一切，其实都是整个长江流域所有水生动植物保护区所面临的艰难困境的缩影，长江流域所有各种头衔的管理部门“九龙治水”的局面一日不改变，自扫门前雪、相互推诿责任的做法一日不改变，那么整个长江流域自然保护的形势也将一如既往，都是空谈。
生态系统的健康需要不同生态位的生物组成完整的生态系统。中国南方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桉树和橡胶，把当地的丰富植被变成了单一树种的“绿色沙漠”。摄影／刘建华
科尔沁沙地以前是科尔沁草原，历史上人类在这里超载放牧，并在本该放牧牛羊的地方开垦农田，这种漠视自然规律的做法，最终使这片草原演变成了中国正在发展中的面积最大的沙地。摄影／王金
一碗水端平
位于四川的卧龙自然保护区是我去过的第二个自然保护区。当时，一只由人工繁育的大熊猫——祥祥——将被人类从囤养的围栏里放归大自然的怀抱，正在接受融入自然和参与野外种群交流、竞争的生存考验。我与监控祥祥的研究人员一道，翻山越岭，用无线电定位系统，接受着来自它脖颈上电子项圈的信号，了解它每天的活动情况，并尽可能接近它，近距离观察它的身体状况。
对大熊猫的保护已经成为中国自然保护的经典成功案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自然保护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借由它，以保护旗舰物种为手段、进而保护野生动植物生态环境的自然保护方法在中国也被迅速推广开来。世界自然基金会也因采用了熊猫的形象作为Logo，在中国得到了深度的认同和广泛的认知。
冰天雪地，秦岭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野生大熊猫为寻找可口的食物在溪流沟谷中穿行。摄影／胡万新
但是，中国境内分布着十多万种被保护的野生动物和难以计数的野生植物，并不是每一种都能够得到像大熊猫一样的保护礼遇，例如华南虎。与大熊猫相比，这种大型兽类的命运显得极其悲催。老虎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之一，不可谓不受国人待见，但是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等现实情况下，几乎硬生生地被人类在野外灭绝，仅剩下饲养在动物园和科研中心的几只苟延残喘。
也许，华南虎的悲剧，除了来自于中国人对虎骨的“药用价值需求”，还来自于它们对人类安全的威胁，中国密集的人口和华南虎庞大的活动范围，势必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华南虎与大熊猫的保护境遇凸显了一个问题：我们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以至于对自然界的保护，并没有维持在统一的标准和水平之上。在保护界存在着旗舰物种的理念和办法，旗舰物种一般对公众具有特别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可促进大众对动物保护的关注，其实质是为了通过对旗舰物种的保护实现对其所生存的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但是很多时候，太过于侧重某一个物种的保护，会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结果。过于重视某一个物种，而忽视了对其他物种和整体环境的保护。这样的做法虽不能说比比皆是，但是不在少数，这种对于保护对象的区别对待，反映了我们国内保护观念和保护水平的严重发展不平衡。
倘若有一日，我们对任何野生动植物及自然环境的保护能够一碗水端平，才能真正说明我们开始进入保护自然的角色。
大自然正在被我们蚕食
每年春回大地、万物竞放的时节，都是人们享受自然的绝佳时刻。
但当面对惨死在候鸟迁徙路途中架设的鸟网上的鸟类，当看到被兽夹、猎套困死的野生鸟类的残骸，当站在被人类城市扩张所填掉的众多沿海湿地之畔，大自然给予的美好感受立刻被难过、愤怒、无奈所淹没。
与大型的陆生哺乳类动物相比，对远距离飞行和迁徙鸟类的保护，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和更多的麻烦。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开发力度最大的东部沿海，仅仅一两个自然保护区的存在和完善，并不足以为这些生灵提供足够的庇护。
填海造地、湿地萎缩、鸟网密布、盗猎成风这些无不给迁徙的鸟类带来严重威胁。所以各地保护区之间的网络化和一体化、为候鸟提供更宽广和充裕的栖息地、打击此起彼伏的盗猎，已经迫在眉睫。
幸运的是，与众多占据食物链金字塔顶端的大型兽类相比，由于善于飞翔和长途迁徙，鸟类适应性较强。例如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内、在北京天坛的小苗圃里，我们就可以近距离观察到多达数百种鸟类，它们有的是在这里短暂休息补充能量继续前行，有的是在此繁育后代，有的是在此全年定居。
被鸟夹伤害的白鹤。摄影/周海翔
投毒的盗猎者。摄影/周海翔
2007年9月，我有机会认识了一位来自北大的博士生——王放，他通过数年的观测和拍摄，向人们展示了这座国内最知名学府的另一面：从博雅塔之侧叼着猎物划空飞过的红隼、夜间在草丛中觅食的小刺猬、在校园水潭内繁衍后代的野鸭、在围墙角落一闪而过的黄鼠狼、在发黄的树叶上缓缓行进的小蜗牛通过王放的镜头，人们见识了北大校园被忽略了的生机勃勃。
王放希望用自己的发现和记录，让更多人认识到野生生物与大城市里保留的小片绿地的关系——其实自然就在我们身边，并不只在偏远的深山老林。而保护这些残留的绿色碎片同样重要，而且它们与大型自然保护区相比，更加脆弱和易受破坏。
就在不久前，王放告诉我，北大原本还算健康的生态系统已经岌岌可危，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缺水导致湿地生态系统严重退化；二是由于校园狭小而人类使用区域不断扩大。
保护区是谁的
人类的？国家的？部门的？当地人的？
2012年初，一条在广东南岭国家级森林公园核心区内修建的公路，因公众的奔走呼吁和国内一些环保非政府组织的持续关注，被广东省林业厅临时叫停。但是已经修建了12.6公里的路基，像一条巨大而丑陋的伤疤，深深地刻在这个国家级保护区最核心的位置上。
这个事件中闪现着关注和为自然保护而奔走努力的普通民众的身影，这是值得欣喜的现象。同时，这些事情足以让我们警醒：只要不断膨胀的人口和人类欲望足够强大，改变了保护自然世界、造福子孙后世的政治决策，无论是名不见经传的长江合江—雷波段、南岭，还是卧龙、羌塘等等自然保护区，随时可能被废除。
希望在做出每一项事关自然环境和自然保护区改变的决策之前，我们能够扪心自问一下：“保护区是谁的保护区，可能面临的是谁的危机，可能会影响甚至毁灭的，是谁的未来？”
从1872年美国诞生第一个国家公园至今，刚好140年，在全球也诞生了各种打着不同旗号的禁猎区、保护区等，但是所有这些被保护的地方，除了地理学、生物学的内涵外，还有经济学、政治的、历史的内涵，作为人类社会拣选出来留作专用并施以永久保护的地方，每个自然保护区身上都沐浴着人类赋予它神圣的光辉，这让自然保护区也有一个象征意义的内涵——它是赋予人类自己的虚假的荣光。
但是这个由人类社会设立并需要人类去维护的光辉象征，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人类自身。一旦人类所受的压迫、所怀的需求的洪流，冲破这种封锁，就会让保护区荡然无存。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旦近在眼前的利益比长远的理想来得更加迫切、更加触手可及的时候，种种修改范围、降低保护级别，甚至废除保护区的行为就会付诸行动。
所以，一个保护区如果想要真正达到保护的目的，需要的是当地人与保护区的休戚与共，它需要这样的理念：它是我的保护区，保护、珍爱和享用它，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而非单纯的集体或国家意志的强制施行。
199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已经明显不适应现在的自然保护形势。2012年两会期间，新的《自然遗产保护法》草案进入审议阶段，但是在一名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自然保护区法令法规的女士解焱看来，“中国不需要再立一部这样的法律，中国需要的是覆盖整个保护地领域的法律”。为此，她奔走呼告，终于在众多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让这部她认为并不完善的草案暂缓审议。
目前她组织了80多人的专业团队成立了一个自然保护立法组，为推动制定一部更合理、更全面、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中国《保护地法》而奔波。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需要更多像解焱这样的人。
无力感
去年春天，陕西太白山区里黄柏塬保护区的一次走访，是我至今最后一次进入保护区。
记得当时和北京大学的王放博士有过一次谈话。作为一名以秦岭大熊猫为研究论文主题的博士生，他还没见到过野生的大熊猫。
他告诉我他曾经梦想过无数次的和野生大熊猫在野外偶遇的情形：“午后温暖的阳光下，我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躺着，看着一只大熊猫缓缓地从旁边的箭竹林里走出来，和我静静地对视了几秒钟，又自顾自地走开了”当时他徜徉在自己美好梦境中的表情和语调，让我心中也顿生无限遐想。
就在这番谈话的当天傍晚，我和王放居然梦想成真——第一次见到了野生的大熊猫。但当时的情形是如此的残酷和让人伤心欲绝：那是一只被兽夹夹伤的野生大熊猫，在枯灰色的竹林的林畔，被一根塑料绳子拴在一棵小树上，已经无法行走，据现场救护的人讲，它另一只脚上也有被兽夹夹伤的旧疤。
后来，它被人们挪到一个铁笼子中抬到了县里，准备送往位于西安的救护中心抢救。笼子的门是用一截小拇指粗的竹子横插着锁着，让我看了之后心里感到无比的心酸和讽刺。后来，噩耗传来，这只熊猫还是去世了。
对于中国的自然保护，我想说一个应该并不算太奢侈的梦想：希望王放和我若干年后再次见到野生大熊猫时的情景，能像当时他畅想的那样美好和安详。
广西北仑河口沿海分布有大量红树林，红树林所在的海岸生态系统是一个陆地与海洋交互影响的复杂系统，人类自古也被包含在这个系统当中，水中的鱼虾既是水鸟的食物，也养育着渔民放养的海水鸭。摄影／黄蒿和
汇编自《中国国家地理》2012年07月
撰文/左凌仁
责任编辑/刘晶 图片编辑/马宏杰
我想与你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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